血性汉子客死他乡

1940年春，山东滨县。由于大部分土地都是盐碱地，每年开春，这里总是赤地千里。这一年尤为严重，农民几乎是颗粒无收。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扫荡，很多农民也不敢出门种地，怕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

滨县农民殷殿起坐在家里发愁，种不上庄稼，呆在家里又无事可做，长此以往，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他和妻子俄秀兰一商量，“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去闯一闯关东，看能否找到条活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殷殿起挑着扁担，挑着自己三岁的儿子殷敬海，和妻子一起走上了“闯关东”的大路。

当年扁担筐里三岁的娃，现在已是七旬老者。殷敬海不愿回忆历史，他说哈尔滨的生活是他“一生的恐怖事件”。

“母亲曾告诉我，当时‘闯关东’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能遇到十多户和我们一样的难民。”殷敬海记忆最深刻的是，他的父亲几乎是光着脚丫走到东北的。“由于长时间的跋涉，父亲的鞋很快就破了，当时也没有条件补鞋修鞋，只好赤脚前进。饿了，就在附近的地里找点生玉米啃几口充饥；渴了，随便找个水洼喝水。”颠沛流离的“闯关东”之路，殷敬海一家整整走了一年。

“出了山海关，父亲坚持继续向前走，一直走进了哈尔滨。我们定居的地方，是在一片贫民窟中。”当初殷殿起“闯关东”，为的是图一口饭吃，可到了关外才知道，这里虽然有着肥沃的土壤，却每天都生活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成为日本人在中国的重工业生产基地，除了要防着被抓去当劳工，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日本鬼子订下的各种苛刻的‘规则’。”

那时，殷敬海才四岁，但所见所闻成了他终生抹不掉的记忆。“太残忍了！日本人拿着棍子往邻居头上打，邻居满脸是血，我印象深极了。”说到这里，殷敬海痛苦地闭上眼睛，久久没有说话。

殷敬海记得，他们家的邻居街坊都是山东人，生活也不顺利；尤其是1940年后闯来的移民，大部分都靠打工谋生。“父亲就是这些‘打工族’中的一个。他当过货郎，每天都要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以维持生计。冬天就去江边给人拉犁耙”。

所谓的拉犁耙，是东北一种特殊的雪橇，人坐在上面，由拉犁耙的人把雪橇从河边的这一头拉到对岸。“这是一种特别消耗体力的工作，父亲基本天不亮就走了，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才回家，却挣不了多少钱。”

为了维持生活，殷殿起甚至还打过有钱人的“主意”。“每逢初一、十五，有钱人就会在河里放一些荷灯，灯上有不少吃的。父亲就趁着天黑，悄悄下河捞荷灯，把荷灯里的食物拿回家。有几次，父亲深夜还遇到了日本人，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说到这里，殷敬海的眼圈红了起来。

转眼间，生活在哈尔滨的殷敬海8岁了，看着儿子一天一天长大，殷殿起的心头却喜忧参半，他希望能够让儿子去读书，可是自己每天拼死拼活，也只能让一家三口勉强填饱肚子。

就在这时，一个翻译官和几个日本鬼子来到了殷殿起家，主动提出要送殷敬海去读书。“父亲半信半疑，后来才知道，这个所谓的读书，就是读日本人的书，学日本人的话。‘那不是让儿子当日本人吗？’父亲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

殷殿起这个血性的山东大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最终决定让妻子带着孩子逃回山东。“快把儿子带回去，让他去姥姥家吧。”殷殿起对妻子说。

“可是你呢？”俄秀兰放心不下丈夫，这些年在东北，虽然丈夫时刻压抑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可是总会有压不住火的时候。

“放心吧，我不会做傻事的，我一个人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去咱们盖新房，让儿子读书。”最终，俄秀兰拗不过丈夫，带着儿子踏上了回老家的路。谁知道这一别，殷敬海就再也没有见到父亲。

“在哈尔滨，如果一个外乡人没有家眷独自一人谋生，就会被日本鬼子视作流民。”因此，就在俄秀兰离开不久，几个日本兵就将殷殿起当作流民，抓了起来，送到矿上做矿工。

“当时我舅舅和舅妈也‘闯关东’，也到了哈尔滨。这些事情是他们后来告诉母亲的。父亲在矿上干活，有一年的正月十五，日本人让矿工们聚在一起吃饭。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唱了首小曲，在正月十八那天，父亲就……”殷敬海再也说不下去了，泣不成声，“我舅舅估计，可能是父亲当时唱歌讽刺日本兵，结果就被他们害死了……”

殷敬海拿出一张已发黄的相片，上面的他只有四五岁。“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合影。”他伸出干瘦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发黄的照片，感叹不已：“‘闯关东’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是一段不能遗忘的历史。而对我来讲，我想忘，却又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