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渝

何光渝先生自2005年提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这一文化命题后，他本人此前此后“讲好贵州故事”的著作，已经出版了二十部。

在其最新编著的《贵州人文精神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书里，三十五位贵州先贤以及九种民间文献，用各自的“声部”自我“发声”，合唱着一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多声部”大歌。一曲歌成，贵州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化底蕴、性格气质、价值取向以及集体人格，尽在其中。

“要知贵州事，需懂贵州人”。在“读本”之前，何先生分别以创造贵州历史的“少数大人物”、“多数小人物”为观照中心，推出了《贵州社会六百年》、《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贵州表情”系列之《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贵州卷》等多部著作。“打捞人物微表情，回望地方大历史”，已成为他近年著述的“标准配置”。

何光渝先生说，他十分认同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的观点：“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他说，“研读贵州历史，何尝不应如此！”只有直面生命的存在，把人当人看，才能秉持对过往历史的温情和敬意。

化繁为简：四十四张“面孔”勾勒贵州人文精神脉络

在“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年初，“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得到提倡，也引来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离开人，人文精神就没有落脚点。贵州人文精神的源头，就在历代贵州大人物、小人物乃至无名者的可贵言行之中。”在一次大规模的“贵州人文精神研讨会”上，应邀出席的文化学者何光渝先生作了如上描述。

当年五月，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室负责人约请他，就“阐述贵州人文精神”的重大出版选题商谈。一向不愿苟同于“概念化、集体化写作”的何光渝，没有轻易“接招”。“概念化写作忽视人性，集体创作湮没个性。”他向出版方提出了一个“原则”：独立写作。征得出版方同意后，何光渝拿出了“原典说话，本义注释，个性解读”的写作体例和大纲。

不出三个月，《贵州人文精神读本》初稿成形……书稿完成送审后，中共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专门为之作序。序言中的评价是：“‘读本’一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贵州先贤对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进行阐发和实践的相关著述与资料，并配以译注、解读，用翔实的史料阐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贵州人文精神内核和历史渊源，具有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贵州省文史馆馆长顾久通读书稿后，写下长篇导读。他说：“贵州史籍很多，其中涉及人文精神的材料何止千万？本读本由何光渝先生精选出其中三十五个人物的有关材料，再旁征博引，细细加以注解评说。于是，贵州古今杰出人物一一显现……更难得的是，何光渝先生还注目贵州少数民族同胞的可贵文献，精选其中九则……” 顾先生说：“这四十多则短文，几乎就是一本简明的《贵州思想史料》。”

将浩繁的贵州人文精神史料，化为简明的贵州人文精神脉络，需要的是“举重若轻”的工夫。何先生告诉记者，“读本”写来并不甚费力。因为“‘读本’的材料，是从自己多年的读书笔记、杂记中整理而来，有长年沉潜的工夫；直观呈现代表性历史人物的言行，用原典说话。我并不试图去阐释所谓‘形而上’的理论问题，而只是用平常心、以一己之见，解读我力所能及的内蕴而已。”

何先生的创作手法，有些类似于文学层面的“立象以尽意”。想起了他曾讲过的一个禅意故事：有一天，徒弟向师父问“道”。师父说：“你先把这盐放到水中，明天再来。”徒弟照办了。第二天，师父吩咐徒弟：“把昨天放到水中的盐拿来。”徒弟当然无法拿出盐来。师父说：“从这边尝水，它的味道如何？”徒弟说：“有盐味。”师父又说：“再从那边尝尝，味道如何？”徒弟说：“还是盐味。”师父说：“你再到水中去找找盐，然后来见我。”徒弟照办了，然后对师父说：“我看不到盐，只看到水。”师父说：“你看不到‘道’，但它已在其中。”

顾久先生从“读本”看到了这样的贵州人文精神之“象”：海通抉目明志，终成伟业；申祐临危勇进，代君殉难；高庭瑶重德爱民，刑德交用；丁宝桢志在君民，实心任事；李端棻爱国无私，革新变法；阮则文泣告国人，以命殉邦；邓恩铭不慕名利，立党为公……九则民间文献：有的阐明万物一体，天下一家；有的彰明自然法规，追求和谐；有的保护生态，一丝不苟；有的明规设约，神圣严明……

出奇出新：秉持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十来年出版的著作，立意、主旨、题材及内容，全都与贵州有关或很有关。”这些年来，“乡情独浩然”的何光渝先生，一直试图“在家乡这块邮票大小的地方，掘出一口深井”。支撑他往深处“掘井”的，是作为一个贵州学者的不满足感。

十八年前，他不满足于在中国文学史上，贵州文学仅仅是淡淡一笔甚至连一笔也没有的命运，仿佛这片土地上从未产生过文学，没有过文学历史的发生与演变。“但是，我们确实有过！”何光渝萌生了写一部贵州文学史的愿望和冲动。这就有了他著述的《20世纪贵州小说史》及主编的《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贵州文学由此被“重新”发现。

他的这种“重新”发现的愿望和冲动，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由贵州文学扩展到贵州历史。“我不满足贵州史的书写现状。我自己有一些关于贵州人、贵州史的感与惑，但可能等不及其他人来书写和解读了。所以我就自己来寻求答案……”

在何先生的笔下，贵州历史上的大小“人物”们，纷纷再现于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方人生舞台上，不再是“老脸谱”，多了些“新表情”。

“读本”里的郑珍，不是头顶“沙滩三贤”、“西南巨儒”光环的文化巨人，而是一个为母丁忧守墓的儿子。守墓期间，郑珍不断回忆起母亲生前的言谈举止，并逐一记录下来，不知不觉积累下六十八条，题名《母教录》，一个言传身教、教子有方、不盲目“三从四德”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这位伟大的母亲，不就是郑珍生命与精神的原点？

在《山高人为峰》里，陈夔龙不再是简单化的顽固派“封疆大吏”“前清遗老”，而是一个历经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近百年大变局，一直置身于大风浪、大漩涡之中的贵州人。这位士人也曾仕途得志，也曾先后尝尽亡国、亡女、亡妻这种“家国皆亡”的人间滋味。这样的陈夔龙，并不是“非黑非白”，而是杂色的。用何老师的话说：“陈夔龙人生得志，但不伟大；事业有成，却不圆满。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

与此同时，何先生让贵州史上一些“失语”“言轻”的“小人物”，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最强音，成为“大写的人”。“读本”里的息烽人阮则文，一个弃官离职的无名芝麻官，文弱且患病。在日寇进犯的国难当头，上书当局呼请抗日，毫无回音。悲愤之余，自沉玄武湖，“尸谏”当局，举国震惊。一个文弱无名之士，践行儒家“文死谏，武死战”的文化传统，难能可贵，但极少为今天的贵州人知晓。

读何光渝的书，可以发现他对贵州历史的观点、论述，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事事有出处，人人有血肉。他的《贵州社会六百年》，是厚达七百七十多页、约九十余万字的大书，对六百多年来的贵州社会演进，有着十分精到的见解和剖析。但是，精彩的细节依然随处可见，以印证他的论述。例如，为了论证清代贵州社会家庭结构，何先生仔细爬疏了若干鲜为人见的史料，如“刑科题本”，这是地方督抚等大员向朝廷刑部报告各种命案的文书。何光渝从清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1782——1791年）的刑科题本中，筛选出1303件与家庭结构有关的个案，从中发现有29个贵州的个案，通过细读、分析如普定县唐建发、贵州广顺州唐天成、印江县石建洪等案卷后，才得出清代中期贵州平民社会中家庭规模的判断，即：一二人的小家庭和十人左右的大家庭所占比例较小，五人左右的家庭规模应为主流形态，一般的变动范围在3——8人之间；平均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花费如此巨大严谨的工夫，在今天的学界已经十分稀缺。

何光渝先生对贵州史上的一些迷雾疑团、似是而非的结论，常有所考、有所言。“贵州”何由来？“普贵”是谁人？“矩州”何所在？……面对诸多悬疑，他像“侦探破案”一样，苦搜线索、证据，破除习见陈说，颠覆惯常思维，是他的追求。比如，人们通常会认为，在外来的文化迁客中，王阳明对黔地的影响最大。何先生则通过爬梳史料，认为明代贵州巡抚、一心“为祝全黔求太平”的江西泰和人郭子章，对贵州和贵州人的贡献也很大，很实在。再如今天被某些贵州人津津乐道的沈万三，何先生则以“明朝没有沈万三”为题，详述了斯人斯事的历史缘由、无中生有和荒诞不经。这种种自成一家的论点和表述，均见诸于何光渝的《如在天尽头》《山高人为峰》书中。

何先生说，他乐于以一个今人之心，去感受前人所遭遇的复杂环境、喜怒哀乐，以“同情之理解”去揣摩他们何以如此而不那般；如果可能的话，区别一下真实的和虚假的，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以及可疑的和不能接受的。

“直面生命的存在，把人当人看，秉持对历史的敬畏和温情。”正因为此，何先生得以在文史叙述上持续的出新与出奇。

对话

【 】

记者：您的所有著述都与贵州有关，感觉您在努力构建个性化的贵州文史叙事方式。想了解的是，您如何构建贵州文史叙事的内在路径与逻辑。

何光渝：当年提出“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知识谱系”，于我自然不是说说而已，只当看客，而是要身体力行。这种事，更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但各人的路径不同，我则只能量体裁衣。我自己的优势劣势，寸心自知：没有学历非“科班”出身、无师无门无宗无派“野狐禅”一个，是劣势；搞过多年文学创作文艺批评对汉语言文字感觉还不错，是优势。二者结合，文史不分家，一路写下来，就成了今天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副样子。好在有读者不喜，也有人喜欢，这就够了。说实话，我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个性化”的叙事方式。我的大多数作品，文字风格大体上就是我这个人日常说话的风格，顶多会书面化一些，但总会是真诚的、坦率的、不加掩饰的。心向往之的是“文如其人”。

对历史、特别是贵州历史的讲述，我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划、计划之类，但大体上应该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不一定是军国大事，但必须是有意味、有故事、有细节的，或是可以通过挖掘、发现出什么来的人和事。我已经出版了《如在天尽头》和《山高人为峰》，还有正在写作中的其三《往事犹可追》，其中所述的种种，都有这样的特质。出版社的编辑给它们冠以一个总题“贵州表情”系列，非常诗意，很合我心。表情总是生动的，无论美丑，都能给人留下印象，这就很好了。

记者：您的作品最不缺的就是“新”，细节的新、切入口的新、表达的新、观点的新。都说推陈出新难，但对您而言这似乎不是问题？为什么总能看到您对贵州人、贵州史的翻案与翻新呢？

何光渝：我从小就特别喜爱历史，特别是中国史。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能够从过往的历史中看到今天，看到未来。但读史时，有时又会读出陈旧甚至腐败之味。味从何来？我想，一是因为古之于今的不宜不适，前朝的种种事端，未必都能尽入今人的“法眼”，于是就“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二是历史书写的层层相因，辗转传抄，一段历史，早被从如数家珍说到发霉发烂；没有新的史料，没有新的史观，没有新的方法，没有新的表述，你还说它做甚？还有意思吗？无非拾人牙慧罢了！我不敢说自己的作品最不缺的是“新”，而只是企图说出一些自己的而非他人的读史心得而已。对贵州人、贵州史，我们比较清楚的是元、明、清、民国时代。但若上溯，不要说古史传说时代及夏商周，就连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的确还有很多不清晰、不明了、不知道之处，亦如一根项链，“空白”“缺环”不是一般的多，根本就“串”不起来，很难成就一部完整可靠可信的贵州史。这真是若干代贵州人长时段的悲哀！现在我所能做和正在做着的，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或许还是劳而无功。有首歌唱得好：“千百年之后，谁又还记得谁”呢？

记者：对您个人的经历，在贵州“讲好贵州故事”与“传播好贵州故事”，孰难？

何光渝：我想，就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与担当”而言，也许只能是尽自己之所能，把贵州的故事（主要是历史故事）讲得好一点，使之成为贵州的现实之鉴，并昭示贵州的未来。而把贵州的好故事“传播”出去，我的理解，更主要的，应该是各种传媒、机构乃至政府职能部门的“责任与担当”。如果有了好的内容好的故事，却传播不广、不远、不久，那么，“板子”该打谁？总不会打在说故事人的屁股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