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进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到2012年从驻美国休斯敦总领馆退休，这40年之中的21年，我是在国外度过的。在出国留学和担任教育外交官期间，我接触最多、联络最广、了解最深的是海外中国留学生、学者这个群体，见证了他们如何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出国门，在海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见证了他们如何从寥若晨星到星火燎原，从边缘化走到世界教育、科技、文化以及外交的前台，越来越令世人所注目。

下面我想通过几个亲历的事件及场景，从几个时间节点，说说中国留学生在境遇和地位等方面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末

在英国常被误作日本人

1978年9月，我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来到英伦三岛。一年一度的开学和毕业典礼，校方总会提到国际学生。当时中国大陆留学生是新生事物，知名度和影响力都低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学生，甚至低于越南学生。

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专业选得比较单一，学习和生活也受到一定限制，像不能单独接受朋友的邀请、外出须二人同行等。我们的服装以黑灰色为基调，一身的庄重配上一脸的活力，加之年龄大致相同，走在街上显得格外“特别”。一些好客的英国人常用不标准的日语“你好”跟我们打招呼，我们都学过一点日语，却从不愿用日语说话，往往用英文客气地作答：“对不起，我们是中国人。”此时，对方眼神中的惊讶，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位卑言轻、国弱民穷，什么是男儿当自强、民族当振兴。

当时日本、韩国商品在英国比比皆是，而中国商品只有玩具和海鸥相机，独处一隅，颇受冷落。受冷落的还有海外赤子的心！羞辱和压力，久而久之形成一个难以融化的心结，这也激起了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发愤读书的决心和责任感。

上世纪80年代末

在澳洲曾被误作越南难民

上世纪80年代末，我被派往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教育处工作，联络中国学生、学者成了工作的重心。

当时澳大利亚语言学校风生水起，有些学校缺乏必要的师资和教学设施，但为了追逐利益，不设门槛，只要交足3个月的学费就可签发入学通知书。中国留学生特别是来自上海、北京和江浙一带的自费语言生，大潮般地涌向澳大利亚。他们之中大多抱着学习语言、谋求发展或勤工俭学、打工赚钱的初衷来到这块大陆，缺乏必要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对澳大利亚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基本了解。语言学校的办学目的和语言生的求学目的发生了错位和失衡，致使许多语言学校进入恶性循环，墨尔本国际英语学院的学生从1200人减至100人，悉尼国际大厦语言学校的倒闭让800名中国学生失学。

当时中国家庭并不富裕，送孩子出国留学几近砸锅卖铁。不少中国留学生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澳大利亚北部打工赚钱，采香蕉、刨土豆、收甘蔗。上学、上班大多是徒步或开着破旧的车辆，购物一般出没在低廉超市、菜市场或旧货市场。

由于语言沟通能力差，不熟悉当地法律法规和交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被抓、被押事件屡见不鲜。当时澳大利亚接纳了大约20万越南难民，中国自费生常被误认为越南难民，被抓进堪培拉的临时拘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