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话剧《花桥荣记》桂林首演之际

黄伟林

1963年1月15日，白先勇离开台湾赴美留学，到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在美国，白先勇写的第一个小说是《芝加哥之死》，紧接着又写了《上摩天楼去》《安乐乡的一日》《火岛之行》等被称为“海外中国人系列”的小说。1965年，在白先勇即将毕业的时候，他写了《永远的尹雪艳》，这是白先勇“台北人”系列小说的第一篇。紧接着，他又写了《谪仙记》，这是“纽约客”系列小说的第一篇。然后，白先勇暂停了“海外中国人”和“纽约客”两个系列小说的写作，专心致志写作“台北人”系列小说。从1965年写到1971年，白先勇用6年时间完成了包括14个短篇小说的《台北人》。

对于为什么要放下“海外中国人”和“纽约客”，集中精力写《台北人》，白先勇有自己的解释，“我想《台北人》对我比较重要一点。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对于白先勇个人还是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台北人》确实很重要。1971年，《台北人》由台湾晨钟出版社出版；1983年，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1985年，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9年，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全球都在对20世纪人类的文化成就进行盘点：《台北人》高票入选由台湾媒体评选的30部作品构成的“台湾文学经典”，在入选的十部小说作品中名列第一。在香港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台北人》排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张爱玲的《传奇》、钱钟书的《围城》和茅盾的《子夜》之后，名列第七，是进入前十名的唯一当代作品。大陆媒体评选的20世纪“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其中，入选此百种图书的台湾文学作品只有五部，分别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陈映真的《将军族》和余光中的《余光中诗选》。

显而易见，《台北人》已经成为华人世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

《花桥荣记》是《台北人》中唯一桂林题材的作品，最初发表于1970年，讲述桂林水东门外花桥荣记米粉丫头流落台湾后在台北长春路开花桥荣记小食店的故事。米粉丫头（在台北被称为春梦婆）在台北开米粉店，招揽了许多广西籍食客，如当年的广西富商李半城、容县县长秦癫子和在长春国校当国文教员的卢先生。这些前半生大富大贵的人物，在台北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尤其是卢先生，他为了让留在大陆的未婚妻罗小姐赴台与之成婚，节衣缩食攒了15年，凑够了十根金条，交给了表哥。结果却遭遇的是一个骗局，15年的积蓄一去不回，15年的梦想终成泡影。经此重创，卢先生性情巨变，仅半年时间，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贞洁男士突变为恬不知耻的乱性之徒，并很快死于家中。

《花桥荣记》与《台北人》中其他13篇小说一样，写的是被命运放逐后人性的各种表现，传达了白先勇对历史失败者特有的悲悯之情。与《台北人》其他13篇小说不同的是，《花桥荣记》还真实地写出了1950~1960年代流落在台北的大陆人既无法追回往昔，又无法跨越海峡的生存状态，以桂林米粉这一文化符号为载体，表现了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自1979年，白先勇小说开始搬上舞台，《游园惊梦》和《谪仙记》在香港演出；1982年，《游园惊梦》在台北演出；1986年，《玉卿嫂》在香港演出；1988年，《游园惊梦》分别在广州、上海和香港演出。2016年10月26日，话剧《花桥荣记》在桂林首演，这是白先勇作品舞台剧首次回桂林，我称之为“经典回故乡”。

我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了戏剧家张仁胜撰写的《花桥荣记》话剧剧本。张仁胜是戏剧人，深谙戏剧之道；他是小说家，颇能领略小说艺术的奥妙；他是桂林人，对桂林地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为这三项综合素质，由张仁胜将小说《花桥荣记》改编为话剧，可谓文逢解人，琴遇妙手，乐遇知音。

与小说原作相比，话剧《花桥荣记》强化了桂林米粉这一核心元素，围绕着桂林米粉的秘方，将桂林米粉与地理自然、地域文化交融为一个整体，花桥、漓江、桃花、桂花、桂戏、山歌、三花酒等多个桂林文化符号在这里得到了整体的呈现，桂林米粉这个文化符号经过以上多个文化符号的充实和丰富，具体、生动、丰满地传达了作品所要表达的文化乡愁。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度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张仁胜在话剧《花桥荣记》中增加了中药配伍的理念和菩萨过海的意象。这是两个超越了桂林地域文化的文化符号，它提醒我们无论是阅读小说《花桥荣记》还是观看话剧《花桥荣记》，都没有必要局限于地域文化视角，而应该有文化中国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