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又将是首个“深圳未成年人读书日”。4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确定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为“深圳未成年人读书日”，规定市、区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及公共图书馆、中小学校、幼儿园、事业单位等，在“深圳未成年人读书日”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未成年人阅读促进活动。（4月20日《人民日报》）

　　有报道说，“《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令这座引领全民阅读风向的典范城市‘如虎添翼’。今后，随着一项项保障市民读者阅读权利、鼓励阅读活动开展的具体措施的出台，深圳全民阅读将在更高的起点上再次追求卓越。”笔者深以为然，这个条例的实施，意味着深圳人的阅读权利从此有了法律作为保障。

　　像深圳这般，将全民阅读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很多人难以理解，认为“法律之手伸得太长”，有“用法律干预社会自由”之嫌。事实上，读书这件事，还真需要用法律的办法来管管。否则，许多“不读书”的国人，在素质提升上难有大的作为。尤其在“知识爆炸”的当下，若没有读书的良好习惯，活到老、学到老的知识更替，就会变成空话。法律的作用除了强制性，还有导向性。

　　更重要的是，当读书成为一种基本权利后，那么，如何让这种阅读权利得到保障，恰恰需要通过法律的规范，让公共责任得到落实。否则，没有基础性保障，没有必要的软硬件支撑，全民阅读就会沦为空话。放眼一些城市，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可能并没有几家像样的书店，并没有几处可以用作阅读的场所。更为关键的是，在图书市场，高质量的书籍还比较少，这些都是需要法律作保障来改变。

　　阅读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基础，更离不开政府、社会、市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厘清。这其间，尤其是政府相关部门、相关机构的主导作用，必须通过法律的方式得到明确，使之得到有保证的实现。否则只有口头之惠，而无实质性的行动落实，阅读的权利得不到保证，阅读也就无从谈起。像深圳在条例中规定，市、区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及公共图书馆、中小学校、幼儿园、事业单位等，在“深圳未成年人读书日”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未成年人阅读促进活动。这就是对促进全民阅读责任的一种厘清。

　　诚然，没有政府的介入与担当，对于阅读，公众自己也可以“自我实现”。不过，这是建立在后续的基础上，前期的一些阅读促进活动，这个责任是家庭和社会所不能实现的。退一步讲，即便倡导社会和家庭在阅读上发挥更大的主观性和能动性，但也不能放任自流，而应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将其引导到一个有序的渠道上来。目前全民阅读处于自由的状态，无序之下，阅读行动可能就会有所退化。

　　总而言之，《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出台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全国阅读上升到法律层面，是对阅读责任明确和权利保障的有效探索，具有极为重要的示范意义；二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对于形成新的阅读倡导，逐步调整和扭转习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当然，把阅读权的实现和保障，上升到法律的层在，是公共责任自我强化和实现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方式和服务手段优化的彰显。（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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