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2岁的周有光先生今晨去世，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这一天真的到来，令我震惊之余还是很难过。想起2010年盛夏，我与媒体友人袁凌拜访周老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先生，他比我想象中更坦白、更通透。

今天翻出当时的聊天记录再读，觉得还是很有必要让现在的青年人看看，周老先生平淡地述说自己的历史，却是我无法想象也不可能再经历的历史，当然，还好这些都只是“历史”。

周有光寄语青年：没有无希望的事情

105岁的周有光今天（2010年受访时）依然精神矍铄，面对每天络绎不绝的新闻记者，老先生有一句口头禅：“你问什么，我答什么，年纪老了糊涂得很，你听了不要相信。”其实一点也不糊涂，虽然耳背，但只要在纸上写上几个关键字，老先生立马知道你要问什么问题。对今天的青年人，老先生一语概括：“有希望，但要采取乐观主义。”

“四朝元老”却拒绝仕途

问：如果按朝代划分，您可是经历了清末、民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四个时期，而且您认识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高官，完全可以走仕途嘛……

周有光：我的确接触许多。国民党的秘书长就是我的同学，他夫人和我夫人也是同学。但是我不喜欢做政治工作，有好几次他们希望我参加工作。我不仅没有参加政治工作，我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问：您连中共党员都不是对吧？

周有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我也认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跟我很熟，解放后上海的陈毅也跟我很熟，后来陈毅调到北京，我也调到北京做语言文字工作，我们又在一起了。当时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陈毅是主任，我是委员。

后来在全国政协我们又在一起……但我没参加共产党，因为我想我在解放前做过银行的高级职员，按理论我是属于资产阶级。

问：您就这样给自己定性为资产阶级了？

周有光：对的，我自己给自己定为资产阶级，虽然我没有钱。同时，我的夫人也反对我做政治工作。不仅解放后我没有参加共产党，同时有好多次有机会希望我做政治工作，我也没参加。我说我这个人没有用处，只能做些专业研究。

问：您怎么从上海又到北京的呢？

周有光：我一直做专门研究工作，一开始在上海搞经济学，也不是搞理论经济学，而是偏实用经济学。

1955年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来成立一个新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上面就希望我去这个新机构，我的语言学是业余搞的，并非专业，我说我是外行，来恐怕不合适。可领导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复旦大学的校长也劝我来，这在当时的确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样我就去了。

从经济学转到语言文字。当时这个委员会的业务部门有两个，第一研究室研究拼音化，第二研究室研究简化字，我是委员兼第一研究室主任。于是我完全把经济学丢开了。

“我这辈子很幸运”

问：“文革”的时候您还是受到了一点牵连，这是不是与您之前参与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有关？

周有光：没有关系。这是邓小平到美国后，美方建议，中国和美国合作做几件文化工作，其中一项就是翻译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双方各派3人，形成6人编审委员会。我就这样参加了。

这些工作很有趣味，当时我们答应下来做，有人就劝我，你不要做啊，你直接接触帝国主义的思想，将来要枪毙的！我说这是邓小平要做的嘛。

当时这个工作很顺利，当时每个大学教授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回来的，反右时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劳动回来以后不许他们教书，他们没有事情干，我们就联络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学教授，一共500个，来帮助我们翻译。当时国家穷，待遇很低，但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做得又快又顺利。

问：当时受到的冲击大吗？

周有光：当然大家都有冲击。我在上海是经济学教授，如果还在上海那就是冲击重点，但我改行到北京来了。我们也受到冲击，但这是普通的，下放宁夏种田两年又四个月。后来回北京，发现家里住着的全是造反派，我就让他们把地方让给我们，他们就把东西全搬走了。但和当时的很多人比，这些都是小事情。

问：可见您这辈子挺幸运的。

周有光：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碰到两次最困难的事情，一个是抗日战争，我从上海逃到四川，天天在炸弹下面过日子，一次，一个炸弹在我旁边爆炸，旁边人都炸死了，我没有受伤。

还有一次我出去有事，回来发现家里的房子都被炸没了，家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每天都有死亡的可能性，那时最痛苦了，我只记得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大的搬家36次。

第二就是“文革”，不过经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文革”对我来讲就不算大困难了，只是没有好好工作，浪费了10年。所以我一生浪费掉这20年，除此之外，许多劫难你没有被变成重点，就是很幸运的了。

“青年要采取乐观主义”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给现在青年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周有光：青年要采取乐观主义，一个人一生当中一帆风顺的时间不是最多的，很多人遇到不顺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遇到困难不要泄气，不要悲观。

我就是乐观主义，下放宁夏也有好处，我因为用脑工作的人主要有失眠毛病，可在宁夏从事体力工作，不许看书，我的失眠反而好了，至今活到105岁，从未失眠。我一直相信否极泰来，坏到极点的时候一定会好起来。

再比如“文革”时我的粮票不够用，家里有老母亲、孙女、有三个保姆……一共9口人，讲起来很有趣味的，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你是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去政协食堂吃饭，于是我就每天去，有一天碰到溥仪，我就想：“皇帝”的粮票都不够……

问：那您在宁夏的时候真没想过会一辈子在那儿？

周有光：去的人都要求宣誓永远在那里，我也跟着宣誓，但我心里知道不可能永远这样子的，为什么呢？这是不正常的，我有一个理论，就是不正常的事情永远是要改正的。

这个理论来自我妈妈，我妈妈说中国古代有一句老话：船到桥头自然直。遇到困难的时候渡过难关是可能的。这也是一种乐观态度。

我小时候就和父亲分开了，我妈妈带着我，父亲和姨太太一起住。他们说我的长寿和妈妈的遗传有关，我妈妈活到96岁，头发是黑的，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过了100岁耳朵聋掉了，不行。

问：您近年来一直很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富士康，蚁族……

周有光：最近，悟本堂，富士康，唐骏……这些闹得不得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当下社会落后的现象，悟本堂就是骗人嘛，老百姓愚昧，吃绿豆汤什么病都会好？富士康在某种程度上，和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资本主义差不多。假博士，美国的假博士也很多，可在美国要靠造假来提高地位不容易，可在中国还能受到新闻媒体的追捧。

问：那您认为今天的青年人还有没有希望？

周有光：有希望。我认为没有无希望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