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多少看似新潮尖端，实则平庸无奇，甚至虚假扭曲的科普书啊--那是书商的挚爱，对于无辜的读者和所有认真敬业的科普作者而言却是毒药。

当今时代最受非议的作者又回来了，这一回人们排着队准备再狠批他一次。乔纳·莱勒(Jonah Lehrer)2012年出版的《想像:创造力的工作原理》(Imagine: How Creativity Works)一书，因为其中引用的鲍勃·迪伦和奥登的名言系编造而被下架。批评者还发现他的出版作品里充斥着明显的抄袭和对事实的罔顾，他随后在博客里承认了自己的抄袭行为。看来，这位广受欢迎的神经科学神童确实抄袭或编造了很多内容。

有人会说，既然在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后真相”的政治时代，为什么就不能有“后真相”的非虚构作品呢?四年过后，这位身败名裂的作家在对自己的部分行为进行公开道歉之后，竟能成功出版了新书《关于爱情的书》(A Book About Love)。詹妮弗·西涅尔(Jennifer Senior)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书评，对这本书充满鄙夷。她把莱勒的新书称作“快餐式的非虚构作品”，毫无原创性。更糟糕的是，她指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自己曾在书里引用过，而莱勒借用时却未加标注，暗指莱勒的新书仍逃不过“智识不诚实”的嫌疑。这是否说明莱勒“挪用他人成果的手法更加高明”了呢?如果是的话，西涅尔建议他赶紧换个行当。

但是也有人维护莱勒。书商对《华尔街日报》说，这个小伙子应该有第二次机会(特别是这第二次机会能够增进他们的销量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对莱勒的态度要温和得多，为他早前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莱勒的成功来得太早太快，这毁了他，”因为他手头事情太多，难免有时候会出现不诚实的情况。这种说辞似乎并不充分，因为有很多突然成功的人并没有在成功之后就开始剽窃说谎。

莱勒曾就上一本书中的杜撰行为致歉。

莱勒坚决表示，自己已经改过自新，在新书的序言里，他详细地说明了自己如何坚持核对事实以及说明引用来源。然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他的书还有比剽窃和编造更深层的问题。我和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都曾指出，莱勒在《想像》这本书里用不完整的科学证据得出了没有根据的结论。他这样做是为了推出“引人向上的道德涵义”，而这些结论不过是老生常谈的心灵鸡汤而已。

在丹尼尔·恩贝(Daniel Engber)看来，莱勒的新书再次运用了这种模式:挑选符合自己心意的结果，扭曲它们的涵义。当然这么做的不只莱勒一个人，而且这种做法的收益很明显。出版商都喜欢那些内容清晰简单，同时又点缀着前沿科技的书。报纸和杂志也十分渴求这类文章。恩贝认为这“不只是莱勒的问题，更是科学新闻报道的普遍问题”。詹妮弗·西涅尔认为，这个问题由来已久:2012年将莱勒“投票逐出(科学界)”并非仅仅因为他撒了谎，而且也是“公投反对这种批量生产、社交闲谈式的社会科学，这种科学写作夹带了很多专为庸才量身定做的平淡之论，重复同样的研究而说不出任何新的东西”。然而如果是这样的话，驱逐莱勒一人肯定不太公道，因为还有很多从事此类写作的著名人士仍然高枕无忧。(公投确实容易歪曲结果。)此外，尽管很多科普作品确实采用了上述手法，但是也有很多谨慎严谨的作品。让莱勒为其他人的失败而负责是不公平的。同样，因为某种类型的最差作者而否定整个写作类型也是不公平的。

关于第二次机会的事情又如何呢?不少人感到愤怒，或是因为莱勒在上本书惨败之后竟然又拿到一份出版合约，或是因为他仍然将自己的不端行为称为“错误”。(他该怎样称呼自己的行为?罪过?罪行?)的确，乔纳·莱勒写一本书拿到的钱比任何小心而诚实的作者都多。但是从现在起他写的任何东西都将招致更严厉的审视，大多数作家却不至于遭受这种检验。《关于爱情的书》不管有多差，它的出版或许能产生公共的效益，这正是因为它激起了关于科普写作和一般的非虚构写作的标准的深入讨论。

与此同时，我认为近期之内乔纳·莱勒本人应该是得不到普遍的同情了。那么，让我们一起把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不朽名言记在心间吧:

“从事写作之人或可被视为普遍挑战者，人人皆有批评他的权利;因为他放弃了生活的普通等级，向前一步跨越了排序，将自己的功绩交由众人评判。开始写作就意味着要求赞美，然而没有人可以免于蒙羞的风险而正当地渴求荣誉。”